2001年以前，煤炭作为基础性资源，一直由当时的国家计委确定指导价，之后由企业协商，政府出面协调。从2002年开始，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开始真正进入市场化。煤电之争由此拉开帷幕，“市场煤”与“计划电”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
煤电之争引发煤电联动应运而生
2002年，刚刚重组的五大发电集团就感受到了煤炭的市场化之痛。在同年年底长沙举行的2003年度煤炭订货会上，煤炭方要求电煤价格每吨普调5元，贫瘦煤等紧缺煤种每吨涨10元至20元，电力方认为要价太高，拒不接受。
五大发电集团认为：在2001年电煤价格最高品种已经上涨8元的基础上，2003年再涨5元，对于要“电网分家”的电力企业来说，成本难以消化。
煤炭企业强调，据以往分析，平均供电煤耗按照400克／千瓦时测算(2001年的平均供电煤耗为385克／千瓦时，平均发电标准煤耗为357克)，1吨煤的煤耗可以供电2500千瓦时，按2002年最高涨幅8元钱计算，每度电增加的成本为0.0032元。而2002年仅北京市的居民用电价格，已经从0.397元上涨到0.44元，上涨了0.047元。
发电厂坚持认为：购煤成本是电厂的最大成本，约占70%。而电力改革之后，企业要承担电厂建设的资金，要归还银行借款，财务费用增加已没有多少利润空间，根本无力承担电煤加价增加的成本。
长沙订货会上，煤电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电厂甚至以不发电来要挟；煤炭企业当仁不让，再不愿意受人摆布，坚持提高电煤价格。相持的结果是，电煤双方只签订了9200万吨的合同，占国家计划安排购煤的40%。
在其后的几年中，这种直接顶牛的情况都在发生，在国际国内能源价格上涨的大趋势下，每每以电力方接受涨价而告终。而且似乎是温水煮青蛙，从一开始每吨涨5元都不接受，随着煤价的飚升，电力变得越来越无可奈何。到2004年年底的煤炭产运需衔接合同汇总会上，电煤价格平均上涨大约30元／吨，涨幅在10%左右。其中陕西上涨25元左右，山西涨幅超过30元，山东涨幅更高。这时电力也不得不接受了。
煤价上涨，电价严控，发电企业被两面夹击。发电越多，亏损越多，企业发电积极性下降，电荒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发改委多次协调未果，后来干脆取消了一年一度的煤炭订货会，而最终想出了一个“煤电联动”的办法。
煤电联动政策始于2004年年底。其主要内容是：以不少于6个月为一个煤电价格联动周期，若周期内平均煤价较前一个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则其所增加的成本，30%由电厂自行解决，70%由国家通过调整电价解决，以弥补发电厂和成本的增加。
煤电联动在实际操作中大为走样
早在1993年至2001年，国家计委就曾经尝试在对电煤价格实行指导价的同时，对电价实行“顺价”政策。即国家确定一个煤炭指导价，由企业执行，在煤炭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电力价格相应提高，使电力企业消化部分因煤价提高而增加的成本。从计委的初衷来看，原本就是想建立一种煤炭、电力价格联动机制。
但这种对电价实行的“顺价”政策最终不了了之。据悉，从1997年以来，电煤市场价格，从当时的177元／吨，一直跌到2000年的139.3元／吨，此后又逐渐回升到1997年的水平。同期，计划内电煤的售价也曾经从152元／吨，跌到过149元／吨。按照国家计委的初衷，电价应该下调。然而，在这7年中，全国各地的电价(包括工业和城市居民用电)却是不同程度的增加了。如河南、山西的电价涨幅超过30%，北京市居民用电价格上调幅度甚至超过80%。
同样，煤电联动政策制定以来，虽然有过两次煤电联动的实践，但由于受宏观经济的种种制约,近两年来特别是考虑对CPI地影响，煤电联动政策也没有真正地严格执行过。
第一次煤电联动在2005年的5月，当时电价上调了0.0252元。而随后的2005年11月份虽然再次满足了联动条件，但却并未有所动作。原因很简单，电价在一年内连涨两次，虽然可以拯救火电企业于水火，但对下游产业将构成实质性重大利空，这是决策部门迟迟不能定夺的关键原因。
第二次煤电联动在2006年6月底，电价上调了0.02494元。而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上半年，原中央财政煤炭企业供发电用煤平均售价较第二次煤电联动前已上涨5%以上；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一季度，原中央财政煤炭企业供发电用煤平均售价又进一步上涨10%以上。如果按照上述机制，煤电联动至少应启动两次。但自2007年年中以来高企的CPI数据压制了煤电联动的空间。电监会副主席王野平表示，由于电力价格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价格，电力价格的上涨势必会引起连锁反应，将进一步推高已经高企的CPI。
现在，煤电联动政策虽然还谈不上夭折，但最起码，这项政策还没有像政策制定者设想的那样，真正发挥起平衡煤电矛盾的作用。
第三次煤电联动何时能够启动呢？
据中电联介绍，2007年全国电煤价格平均上涨35~40元／吨，涨幅超过10%，2008年新签订电煤合同平均价格再次上涨35~45元／吨。在电煤价格大涨、行业亏损加剧的压力下，五大发电集团自今年一季度开始集体呼吁政府尽快启动煤电联动。
但专家指出，今年的通胀形势非常严峻，完成全年CPI涨幅控制在4.8%左右的任务很艰巨。二三季度CPI 涨幅的翘尾因素本来就很高，如果贸然上调电价，必然引发连锁反应，加剧通胀风险。
然而，就在舆论普遍认为奥运会之前不大可能启动煤电联动的时候，6月19日，国家发改委突然宣布，7月1日起上网电价平均上调1.68分/千瓦时，销售电价上调2.5分/千瓦时。同时为了防止电煤价格上涨，对电煤生产地的车板价作出限制。7月2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电煤“二限令”，将限价范围扩大至秦皇岛等主要港口和集散地的动力煤。
8月19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发出通知，决定自8月20日起，将全国火电厂上网电价平均每度提高2分钱，电网经营企业对电力用户的销售电价不做调整；同时要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电煤价格临时干预措施的监督检查，督促煤炭生产企业严格执行国家电煤价格政策，不得借机提高或变相提高煤炭价格。
对于两个月内连续两次上调电价的现象，中国能源研究会秘书长鲍云樵表示，政府调控秉承了稳健的方针和微调的路线，中国能源价格改革的各个方面需要慢慢地、一步步地调整，进而达到与国际能源价格体系逐渐接轨，如果一下子就接轨，就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业内权威人士指出，8月20日的电价调整，只是提高了上网电价，终端销售电价没有动，这是将电价上调压力暂时转移到电网企业身上，说明政府还是担忧CPI重新走高。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刘国亮教授认为，此次只调整上网电价，主要目的是调动发电厂积极性，解决电荒问题；同时，保持销售电价不变，意在CPI稳定。
但业界普遍认为，这两次上调电价还不能确切的说是第三次煤电联动。根据东方证券电力分析师张仲华的介绍，上述两次联动都是依据联动的公式计算的，而此次电价上调并不是按照煤电联动的规则进行测算的，反而是从CPI反推过来的。
如果此次电价的上调不是煤电联动，那么，千呼万唤的第三次联动何时能启动呢？
但有分析人士对煤电联动的成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发改委推动的煤电价格联动,本身就存在制度缺陷，因为定价的基点，不是上游的原材料——煤炭的价格，而是产成品——电力的价格。不解决煤炭价格确定问题，又如此能让煤炭企业接受？电力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而不是由政府卡住一头限定另一头的联动方式。事实证明，煤电价格如此这般地联动下去，只能完全退回到成本定价而不是市场定价的老路上，不啻于“计划经济”的定价方法，无疑是开倒车。
